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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想如此美味与极度饥饿两个碰到一起时

试想如此美味与极度饥饿两个碰到一起时

作者:admin | 人气:
前面《那个年代》讲的是五八年大跃进年代,我们响应“继续大跃进”的号召提前毕业了,五九年初就统一分配了工作。怀着满腔热情奔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,准备为大跃进贡献一份力量。
 
  但事并不遂人愿,到了五九年下半年起就遭遇了最为困难的“那个时期”——困难时期。《那个时代》大跃进,《那个时期》大饥荒,两个无缝连接,两个性质又有天壤之别。记住,巨变的五九年!
  
 
  【我下了79次列车,在站前广场寻找甄任可时,见有一圈人围在一起,中间蹲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。一手提着装着一个搪瓷盆的网袋,网袋洞眼特别大,盆子里整齐排列着接近十公分长半公分左右宽的条子肉,一手拿着一双筷子。嘴里叫着:“一块钱一块!一块钱一快!”好哇,我一个月的工资够买这样的38块条子肉啦!】
 
 
--贾奶奶日记
 
 
  令人记忆深刻的三年困难时期,发生在59年到61年期间。具体的说,59年下半年,60、61年和62年上半年这三年的时间里。在广大农村,由于粮食的缺乏,吃谷糠吃野菜是很普遍的,不少人因营养不良而浮肿,用手指揿一下体表就会留下一个坑,它很长时间都不起来。
 
  即使在城市里,虽有保证供应的定量,但因供应数量有限且没有足够的副食品,每月三十斤粮一斤油。有的地方还少些,东北只有三两油,民间把陈某某书记叫陈三两。所以那时城市人也在感受着挨饿。
 
  贾奶奶文章中提到的那一幕,就是城市人在大饥荒时期饥饿状况的一幅鲜活的画面。饥肠辘辘的围观者显现出垂涎三尺的食欲,眼巴巴地望着香喷喷的条子肉犯馋。但又怎么不被那“一块钱一块”的一块钱而踌躇不已呐,苦于囊中羞涩,没的吃也没的钱。
 
  好长的时间里只见到一个人花两块钱,从网袋的洞眼中,用筷子夹出两块肉大嘴胡囊地吞了下去。
 
  也许会问为什么卖个条子肉还如此戒备呢?还用网兜罩住。因为那时是有人会抢的。
 
  也是在车站广场,一个旅客刚刚买了两块肉夹馍,准备拿过去给小孩吃。有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子,从身后一把劈手夺了过去,撒腿就跑,边跑边吃。当那人追上来时,抢馍者就在馍上吐上几口吐沫,继续边跑边吃。那个追赶者在无奈中放弃了追赶,让他去吃吧!他也许比我更饿。
 
  肉夹馍那可是当地极有特色的小吃,试想如此美味与极度饥饿两个碰到一起时,会产生何等反应是可想见的。所以注定抢和被抢者是会发生这么一场拼死相争的。
 
  在那个时期,不仅有抢,还有偷。在农村人民公社里个别社员会偷些田里的玉米白薯等作物,因为有些特别困难的人家,到了实在饥饿难耐的时刻,他又能怎么办呢?等死吗?
 
  据说(非亲身所经历的),发生过这样一件事,有人隐藏在百货商店里,等着商店打烊。他什么值钱的东西都不拿,专门到副食部找点心吃。因为他只想活下去,没想去发财。
 
  那时候的人肚子吃胀了,嘴上还想吃,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有这个体会。偷吃商店点心的这个人由于进食过量,事后再喝点水,生生把人给撑死啦。
 
  还有,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,在食堂的米箩中偷抓了一把米,放在自己的搪瓷杯子里。不巧被人发现了。当晚,这位羞愧难当的少年就在操场上吊自杀了。
 
  在这特殊的时期出现这样的不该出现的,与社会不和谐的现象,然而大多数人对此还是有所容忍的,并不那么让人对此产生深恶痛绝的恨,甚至还怀有几分怜悯。
 
  他们是在万般无奈之下,在饥饿和死亡的严重威胁面前,不得以而闯过了羞耻和尊严的禁忌。他们以盗窃和抢夺的方式,任“嗟来之食”蹂躏着自己的羞耻和尊严。
 
  所以事实上从道义上讲这不该算罪过,他们不过是以违背道义的扭曲形态,令非常状态下的道义真实地呈现出来。他们可能是非法的,可能是不道德的,但他们却可能不是不诚实的。
 
  一个壮汉被撑死,一个花季少年的自杀,他们以付出生命的代价,以令其他人无法承受的沉重的方式,严肃地向世人宣告了一个事实,他自己的耻辱和尊严并未死亡。
 
  但那个鲜活的生命真的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。
 
  面对这些违规,或者说违法的行为,善良的人们觉得再没有足够的底气和合适的言辞,对他们谴责和鞭挞,乃至对他们的处境反而会产生怜悯、体谅和一定的宽容。
 
  在甄任可接到贾义慧之后,没有坐公交车,决定徒步走回单位。因为俩人分别了一段时间,有说不完的话要说,另外当时车也比较少。边走边聊,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。
 
  贾义慧说:“在上海住在单位招待所,每天能买一包香烟,带回来几包,你可以解解馋了。”甄任可自然是喜出望外,因为那个时期,不仅吃的紧张,什么都紧张。香烟也一样,市面见到的只有八分钱一包的“羊群”牌香烟,人们戏称五只羊,不知是谁那么有闲情逸致,还把那粗糙的像草纸一般的烟盒上羊给数了数。还有一种“双鱼”牌的也是八分钱一包。
 
  那种烟抽到嘴里只是觉得热呼呼的,没一点烟味,活遭罪。
 
  就这样的烟也不敢放开抽,因为当时不仅粮票紧张钞票也紧张。年轻人正能吃,每月的饭票很难控制得住,月底粮票不足就得靠多花钞票来补了。在饭馆吃要粮票,买点心要粮票,所以只能买点高级糖吃,实际上糖的级并不高只是价高的有些离谱。一斤高级糖要十二块钱,一个月工资够买三、四斤糖的,你说那时的人能不穷吗?
 
  卖烟的商店也“与时俱进”,卖烟不再只是按包、按条的卖了,还拆零的几根几根的卖。
 
  对这种现象也许今天的人是无法想象得出的。
 
  现在能有贾义慧带回的“飞马”和“大前门”香烟自然是很高档的很了。
 
  甄任可从口袋掏出一封信,是贾义慧从上海寄回的。这下可就打开了贾义慧的话匣子。
 
  她说,这次科里派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上海、北京出差,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。在上海我们住的招待所地点在虎丘路。那是个非常热闹繁华的地段,旁边就是外滩,最具有名气的北京路、南京路就在跟前。要去淮海路逛逛妇女服装店也很方便。
 
  上海毕竟是大城市,没有我们今天在火车站见到的混乱场景。不只秩序井然,商店的橱窗布置得非常漂亮,货架上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,一派繁荣景象。
 
  看上东西很多,可就是你什么也买不成,吃的要粮票,穿的要布票,上海还比别的地方多出一种票证,叫“工业卷”的东西。我早就想买块上海表,可是买上海表是要工业卷的。
 
  那些售货员是很势利眼的,看出你外地人,听到你不会‘阿拉阿拉’讲话,就对你冷淡多了,说话爱理不理的,看人用眼的余光扫着你,让人有点脊骨发凉。
 
  上海除了发放工业卷与别处特殊外,连粮票也有不同的地方,全国唯有上海有半两的粮票。
 
  有名气的几个店,南京路的“一百”、“永安”,淮海路的“妇女”等都逛到了。
 
  其实就跟参观古迹游览美景一样,只是饱饱眼福,没买一件像样的东西。就算买上几件小物品,也颇有点像旅游买点小纪念品一样,带回来以证明自己到过上海而已。
 
  说着,贾义慧从甄任可揹着的包中掏出一袋老城隍庙五香豆出来。这可是上海独特的东西嗷!别处那儿都没有的卖哟。
 
  上海虽然名声在外,但它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园,城隍庙还算比较像点样的景点。但叫我看,充其量算是个小商小贩的集聚处,热闹一点的地方而已。
 
  你还别说,外滩那倒是个别处没有的一道好风景。不管你去没去过上海脑子里都会有对代表上海形象的“十里洋场”、“上海滩”词组内涵的想象。
 
  一条马路把一条黄浦江和一排展示万国建筑风格的洋房群隔开。河岸边类似长堤样的矮围栏。放眼过去,江对岸是茫茫荒滩,看不到一个建筑物,效果只是开阔一下视野而已。
 
  说实在的,那条黄浦江也不咋地,论水它不绿是黄泥土色,论大它排不上个。还是与它相伴的那排洋建筑为其增色不少,才使它有本钱能名扬海内外。
 
  每当夜幕降临,这里就是另有一番景象,整个长长的外滩成了人的海洋,熙熙攘攘人群无目的无方向的走动着,在护栏上靠着、趴着一双双恋人,像有一条无形的线把他们穿在一起。因为人太多,对与对之间挨得很近。但是他们谁都不会关心别人干什么,也不被别人关心到自己。似乎在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存在。自由自在的在窃窃私语,在亲昵相依。
 
  据说,这是因为上海人居住地方紧张,又没有什么公园可去,谈情说爱没有合适的地方,现实造就了外滩这一独特的浪漫风景。这原因是真是假难以考证。
 
  离开上海那天,招待所结了账,离火车开车还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打发。我们一行三人就去了上海另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——大世界。
 
  那里简直就是提供各种玩乐活动的大杂烩,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演滑稽的(相当北京的相声)、杂技、武术、电影等等,凡是玩方面的内容应有尽有,简直就是迷你版旧时北京天桥。
 
  买张票进去随你玩,想看什么看什么,也没时间限制,真是个消磨时间的绝好去处。
 
  一路上,虽然贾义慧说的就是那封信里说的内容,但是由她绘声绘色一说还是令人听得就有滋有味的。
 
  他们边走边吃着五香豆,脑子里闪现出那些街头巷尾上演的一幕幕的丑剧,或许称之闹剧。不免心生郁闷。为了调节一下气氛,说点轻松的话题,甄任可清了清嗓子,说了一段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。
 
  话说:前几天,是个周末的晚上,我们三个同学跑到街上闲逛,在昏暗的路灯下发现一个卖萝卜的老汉。无意地和他搭讪了几句,还顺口随便还了个价,没想老汉居然答应卖给我们了。
 
  大丈夫嘛,一言既出驷马难追,成交!
 
  我们把一袋萝卜拿回宿舍后就开始犯难了,既无锅又误灶,怎么把它弄熟呢?
 
  小邓子拿了个搪瓷脸盆用刷子蘸上肥皂一遍又一遍的清洗。小吴钻到床底下翻腾出一堆没用的旧书和废纸,搞得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让人看上去好笑。我自然得去清洗那些让我们倒霉的萝卜啦。一切准备停当,我们就到室外找了个僻静之处完成最后的一道工序——煮熟。
 
  胜利班师打道回府,一顿狼吞虎咽,嘴上无味肚子胀胀的,也挺美! 
 
  对于北京的情况,由于两个人都非常熟悉,没有什么可多说的。只不过北京的十大建筑,他们离开的时候尚在建设中,这时已经成了北京新的景观了。这次贾义慧离开北京就是从新的北京站上的车,它也是十大建筑之一,这十大建筑是建国十周年大庆的献礼项目。
 
  在那个时期,吃是个最具吸引力的话题。贾义慧家居北京,工作结束后就多待了两天,从北京带回来的通通是“进口”物品——吃的东西。
 
  带的有北京的点心、果脯、粉肠、香肠,还专门为甄任可带了一盒他喜欢的王致和臭豆腐。
 
  提到这个香肠却勾起了一段趣事。
 
  59 年3 月,他们来新工作单位报到,3 月23 日,也是乘坐的这个79 次列车到站的。下车后在解放饭店登记好住宿,出去吃饭。就在解放路西有一家老孙家泡馍馆,店面不大,人也不甚多。
 
  他们要了两份羊肉泡馍,领到两个大粗碗,两份坨坨馍,还有两个牌子。找个位子坐下,学着旁边人的样样把馍掰到碗里。把牌子放掰好的馍上边,送过去让厨师给泡。端着泡好的馍和两个摆着几瓣糖蒜的小碟,坐回原位。看到别人吃的津津有味,我们却如同嚼蜡,难以下咽。吃这玩意儿还真有点讲究,把馍掰的越小越好,而他们掰的却有枣子那么大,羊汤的味道根本入不进去,吃起来肯定难吃。他们就把从北京带来的香肠拿了出来,准备作为佐餐之物。北京的香肠是熟的可以直接食用,不像南方的香肠是生的。香肠刚刚摆在桌上,一个服务员即刻走了过来,手指着门外挂着的幌子,上面画着一个像壶模样的图案和认不得的弯弯曲曲的回文。说道:“您这个在这里不能用,请收起!”他们立即把这个倒霉的东西收起来,并表示了歉意。
 
不知如果此一幕发生在今天会演绎出怎样的一段故事来,挨上一顿暴打也未必不是可能的事。谢天谢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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